秦国平民确实有上升通道，不过比较难。
《商君书 境内》：能得甲首一者，赏爵一级，益田一顷，益宅九亩，一除庶子一人，乃得人兵官之吏。
能够斩获敌方甲士首级一颗，赏赐爵位一级，增加田地一顷、宅地九亩，配给庶子（仆人）一人，还可以出任军队、官府的官吏。
注意，不是简单地砍一个敌人的首级就能赐爵，砍的是甲士的首级，所谓的甲士指的是披甲的正规士兵。
甲胄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装备，以购买力来计算，一个盾牌相当于一个五口之家大半年的口粮，这个价格不是人人都出得起。
如果是骑兵，装备成本至少是步兵的2倍。
看秦始皇兵马俑的装备，披甲率大概是75~80%，但这是秦始皇身边的直属精锐军队，不是一线作战部队，一线部队披甲率能有50~60%就不错了。
披甲率跟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有很多的关系，经济越强，披甲率越高，东方六国披甲率大概率不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。
换句话说，战场上打仗，甲士只有一半人，对方10万人的军队，差不多5万甲士，那些没有甲的敌人，砍了也没爵位。
带甲的跟不带甲的士兵，完全是两回事，不带甲士兵阵亡率至少要高几倍，一个普通秦军士兵想砍敌人一个甲士，这本身就是很难的，自己没甲更是难上加难。
这是普通士兵晋升爵位的通道，虽然难，但至少有。
军队中的将领与普通士兵晋升爵位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。
《商君书 境内》：五人一屯长，百人一将。其战，百将、屯长不得首，斩；得三十三首以上，盈论，百将、屯长赐爵一级。
每五人设有“屯长”，一百人设有一“将”。百将、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，是要杀头的；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，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，可以升爵一级。
百将和屯长在战争中只有斩首敌人33颗以上的首级，才能升爵位。
最低限度也要斩几个首级，如果一个也没有，百将和屯长自己都活不成。
这是低级将领获取爵位的方法。
《商君书 境内》：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，则盈论；野战斩首二千，则盈论。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。
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，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，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，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，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，都可以升爵一级。
围城战与野外作战赐爵标准不一样，围城战必须斩首敌人首级8000以上，野外作战必须斩首敌人首级2000以上。
随便一场战争斩首对方几千人，你以为很容易。
这里没有详细说明，达不到标准会怎么样，大概率会有类似的处罚，也有不处罚的。
比如邯郸之战的两任主将王陵和王龁，都打了大败仗，导致秦国损兵折将，但两人都没有直接处罚，仅仅是免职，之后又继续用他们带兵打仗。
还有关于团队作战获得爵位的办法。
《商君书 境内》：陷队之士，面十八人。陷队之士，知疾斗，不得，斩首。队五人，则陷队之士，人赐爵一级。
敢死突击队，每队十八人。敢死队的士兵，必须拼死猛攻；如果完不成作战任务，就斩首处死。如果这一支突击队总共斩获敌人五颗首级，那么敢死队的每名士兵，各赏赐爵位一级。
这属于团队赐爵。
不过敢死队的风险相当大，完不成任务就会被处死，要么死，要么获得爵位，没有第三条路。
秦国的军功爵位制显然是普通人获得上升通道的办法之一，除此之外，还有耕地也能获得爵位。
《商君书 去强》： 兴兵而伐，则武爵武任，必胜；按兵而农，粟爵粟任，则国富。
出兵打仗，按军功授爵任职；休兵务农，就按上交粮食多少授爵任职，国家就富足。
《商君书・靳令》： 民有余粮，使民以粟出官爵。官爵必以其力，则农不怠。
百姓家里有余粮，可以让百姓拿粮食换取官爵；官爵必须靠实力换来，农民就不会偷懒。
《史记 秦始皇本纪》： 十月庚寅，蝗虫从东方来，蔽天。天下疫。百姓内粟千石，拜爵一级。
十月庚寅这天，蝗虫从东方飞来，遮天蔽日。国内大范围爆发瘟疫。朝廷下令：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石粮食，就赐爵位一级。
普通的五口之家种植一百亩的粮食，一年产量也就是一百多石，一千石则是十年的产量，普通的家庭拿不出来的，这说明爵位是相当贵。
《史记 白起王翦列传》：秦王闻赵食道绝，王自之河内，赐民爵各一级，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，遮绝赵救及粮食。
长平之战时，秦昭王得知赵军粮道已经断绝，便亲自赶往河内郡，赏赐当地百姓每人爵位升一级，征调郡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开赴长平，用来堵截赵国的救兵，断绝送往赵军的粮草。
特殊情况下，征召百姓执行特殊任务，也会赐爵，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。
很多人看不起军功和捐粮以获得爵位的方法，认为太难了，跟没有一样。
实际上后世的科举考试，比军功和捐粮还要难，却实行了上千年之久。
普通人可以通过军功和捐粮获得爵位，但是普通人能参加科举考试吗？这显然是不一样的。
有跟没有是两回事，有就是有，难是另一回事。
秦国跟六国比，至少秦国的普通人有上升通道，而六国的普通人基本没有，有也是控制在贵族手中。
商鞅变法废除世袭世䘵制，贵族不再靠家世和血缘，六国没有废除，依然是贵族政治，这是有本质不同的。
既然秦国普通人有上升通道，那么百姓是否向往秦制？
答案是：不向往，不光是六国百姓不向往，秦国百姓也不向往，只是习惯而已。
商鞅自己说过类似的话，被人整理在《商君书》中：
《商君书 徕民》：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，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，意民之情，其所欲者田宅也，而晋之无有也信，秦之有余也必。如此而民不西者，秦士威而民苦也。
三晋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本国百姓，这个困境，甚至比秦国人口太少、填不满广袤土地的问题还要严重。推想百姓的本心，他们所想要的，不过是田地与住宅；三晋百姓缺少田宅，这是确凿事实，秦国土地田宅有富余，也是确定无疑。既然这样，三晋百姓却不肯向西投奔秦国，是因为秦国的士人心怀忧惧，普通民众生活也十分困苦。
这里提到了两点：
一是三晋（韩、赵、魏）百姓不肯各西投靠秦国，秦国是靠出台优惠政策才能吸引百姓，比如免税、免徭役；
秦国吸引六国人才也是这样，给予巨大的上升空间，商鞅、张仪、司马错、范雎、吕不韦、李斯这些人才原本都是六国人，都是到秦国之后才获得功名利䘵的。
二是秦国自己的普通百姓生活也十分困苦。
《战国策 卫鞅亡魏入秦》：商君归还，惠王车裂之，而秦人不怜。
商鞅被杀后，秦惠文王车裂了他，秦国百姓并不可怜他。
秦国人不可怜商鞅，不代表秦人讨厌变法，秦人已经习惯了变法，变法是面双刃剑，有利有弊。
不要用道德标准去评判商鞅，在战国时期，不变法图强就要被别国灭亡，秦国不崛起，别国也会崛起，最终还是会统一，秦国甚至华夏的统一，商鞅居功甚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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